一列飛馳的電車，前方軌道上綁著五個人，如果不及時變換軌道，他們將無一幸免。旁邊的另一條軌道上綁著一個人，而此時切換軌道的開關在你手里，你會選擇變道，以一條命換五條命嗎？
這是著名的"電車悖論"，由哲學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天空之眼》則是導演嘉文·胡德對于"電車問題"給出的現代版解答，也是我敬愛的電影藝術家"斯內普教授" 艾倫·里克曼獻給我們的最后一部作品。仔細想來，與其說是解答，不如說是把問題充實后又一次拋了出來，拋給了熒幕前的觀眾。這樣的問題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
在一次英美聯合軍事行動中，凱瑟琳·鮑威爾上校通過無人機監(jiān)視，發(fā)現追捕六年的恐怖分子高層出現在肯尼亞的一所民宅內。當地的特工在幫助確認其身份時，發(fā)現了房間內正在謀劃自殺式爆炸襲擊，于是行動屬性由原先的監(jiān)視改變?yōu)榭找u斬首。而幾個恐怖分子的國籍身份特殊性給這次反恐行動帶來了外交和政治上的阻礙。幾經波折，在官員政客三番五次的推諉后，斬首行動終獲綠燈。然而這時一個肯尼亞小女孩開始在目標房屋旁販售面包，闖入了空襲目標的爆炸范圍，幾乎肯定會造成"附帶傷害"。這便出現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電車問題"：獵殺恐怖分子，挫敗自殺襲擊，可能拯救數百人的性命，但幾乎確定要犧牲無辜的小女孩。相反，如果因為小女孩而貽誤戰(zhàn)機，后果可能不堪設想。
到底要不要發(fā)射？
《天空之眼》設置的幾個層面非常耐人尋味，操控導彈的士兵，軍方高層，文官政客，以及遠在他國訪問的國家首腦和作為盟友的美國高層。這是一個由低到高的遞進關系，也是以戰(zhàn)場為圓心由近及遠的距離關系。越是接近真實戰(zhàn)場的人，人性與道德感就越強，而越到外圍越稀薄。一線的戰(zhàn)斗人員一心想救小女孩脫離危險，甚至不惜以身試險；指揮部的人們計算的是政治上的得失，并且互相推卸責任。而遠在他國訪問的高層則不太當回事兒。最終，這一切都重重的壓在了那兩個負責發(fā)射導彈的年輕士兵身上。
飛彈發(fā)射了，女孩與恐怖分子一起炸死。
一個無辜的女童死了，但她的死挽救了一場自殺式襲擊中犧牲的上百條人命。
殺一人而利天下，何以不為？
功利之上，還有道義。
也許我們生活在一個連人命都可以按斤計算的世界，也許我們的生長環(huán)境驅使我們更加功利，但那并不是我們想要的。
功利主義和道德主義，無論我們更傾向于哪方，《天空之眼》都是一部反恐題材的電影，行文至此處，不禁讓我想到了我國的反恐環(huán)境，令人不敢深入。無論怎樣，反恐戰(zhàn)爭中永遠沒有贏家。
最后，引用艾倫-瑞克曼所扮演的將軍的一句臺詞來作為結尾。
"我去過五次自殺式襲擊發(fā)生之后的現場，布滿尸體的現場。你今天喝著咖啡吃著餅干看到的這些場景，是很不幸的，但這些人可能做出來的事，會更為不幸。永遠不要對軍人說，他不知道戰(zhàn)爭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