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硅谷動力專稿】西斯蒙第是亞當.斯密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
關于西斯蒙第其人，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他的個性。一次，一位貴族懷疑西斯蒙第在報上匿名傷害他，于是要求西斯蒙第承認自己是作者，否則就決斗。西斯蒙第選擇了決斗。西斯蒙第等到挨完對方一槍后，自己朝天放了一槍，才第一次說出他并非文章的作者。
如果按理論傾向分類，西斯蒙第的經濟學經常被歸為“社會經濟學”。將西斯蒙第與新經濟扯到一起，似乎怪異，其實不然。西斯蒙第“以人為本”和“需求決定供給”的理論綱領，對我們全面理解新經濟，提供了以往人們忽略的來自人類思想主流的邏輯支持。
至少有兩個理由，使我們有必要從新經濟角度研究西斯蒙第這樣的古典經濟學家。
第一，新經濟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我們不能脫離人類優(yōu)秀思想發(fā)展的主流理解信息化。當前，信息化中的理性缺位，很大程度與脫離人類思想主流發(fā)展思考信息化有關。比如，人們一般看不出新經濟和古老的“以人為本”間的內生邏輯關系，把新經濟誤解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新經濟并不是一堆“天外來客”式的怪異主張，就“以人為本”這一點來說，它就是以西斯蒙第為代表的古典“社會經濟學”思想的現(xiàn)代演進。
第二，我們需要從經濟學體系的角度，理解經濟學家反對新經濟的理由。經濟學家一旦反對新經濟，往往出于系統(tǒng)的理論，非常頑固，會對政策和實踐產生持久的負面影響。僅僅從經驗的角度，不足以說清其實質。正本清源，新經濟（如卡尼曼）從需求角度對工業(yè)經濟的重新解釋，與古典學派從需求角度對工業(yè)經濟的初次解釋，有重要的相通之處。而介于這兩代理論中間的“供給決定需求”的薩伊理論，卻主導著傳統(tǒng)經濟學家的核心思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邏輯，“回到古典”，屬于一種非常好的后現(xiàn)代方法，可以清晰顯現(xiàn)思想源頭上的認識差異。
我認為，“傳統(tǒng)工業(yè)化”作為整體，隱含了兩個有時代局限性的前提假設：一是通過反歷史主義的供給概念，隱含了生產力結構不變的理論前提；一是通過反心理發(fā)展（實質是需求發(fā)展）的效用概念，隱含了需求結構不變的理論前提。二者共同堵住了“以人為本”的經濟學路線，為環(huán)境污染和社會污染（兩極分化）鋪設了不歸之路，妨礙了可持續(xù)發(fā)展。
古典經濟學中，有兩派觀點，從斯密時代開始，就反對上述前提假設。李斯特是從“歷史”角度（我已介紹過兩次），西斯蒙第是從“社會”角度，糾經濟人理性假設之偏。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經濟人理性假設，正是傳統(tǒng)工業(yè)化道路的核心，既是工業(yè)化的優(yōu)點所在，也是工業(yè)化問題所在。
走“新型”工業(yè)化道路，更不用說信息化道路，從一開始，就要“回到古典”，反思傳統(tǒng)工業(yè)化“原罪”問題。
人比物質更重要
西斯蒙第被稱為經濟學家中“第一位認為人比物質更重要的人”。
西斯蒙第經濟學的起點，是對于人與財富關系的反思。在他看來，財富只是物，人才是目的。基于這種立場，西斯蒙第指責李嘉圖，為了手段而忘記目的，“為生產而生產”。
1、福利與財富的區(qū)別之一：目的與手段的區(qū)別
人與財富的區(qū)別，在西斯蒙第看來，人的尺度是福利，財富的尺度是物。用來滿足目的的物質手段，不同于目的本身。目的表現(xiàn)為福利，手段表現(xiàn)為財富。用今天的眼光看，GDP是財富，但不等于福利，它是實現(xiàn)福利的手段。
我們可以很實證地通過“有錢”與“快樂”之間的關系，感知這種區(qū)別。“有錢”（GDP高）不等于“快樂”（福利高）。黃有光在著名論文《快樂鴻溝》中系統(tǒng)地驗證了二者的數(shù)量經濟關系。該論文顯示了如下發(fā)現(xiàn)：
總體而言，各種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時候，收入與快樂之間關聯(lián)度更為緊密。但盡管如此，在影響個人快樂的所有變數(shù)當中，收入決定快樂的比重仍不超過2%(Diener et al. 1993)。在同一個國家里，錢多快樂多這種正比關系會逐漸地消失（至少在發(fā)達國家可以找到這方面的數(shù)據(jù)證明）。比如，從1940年到1998年，美國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覺到快樂的人占總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維持在30%上下，且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上升的趨勢；也有一種統(tǒng)計認為美國快樂人口的比例是72%。而在日本，1958~198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還多，可是平均快樂人口比率是59%，也沒有上升趨勢(Diener & Suh1997；Myers 1996；Frank 1999；Blanchflower和Oswald 2000；Veenhoven 1993)。
2、福利與財富的區(qū)別之二：稀缺相關性不同
福利與財富的區(qū)別，福利體現(xiàn)著目的與需求的一致；而財富經常與需求背離。西斯蒙第認為，盯住福利的辦法，就是時刻全面地響應需求。這實際是新經濟的核心理念。CRM、
TCE（全面客戶體驗）就是干這個用的。
財富一定與稀缺有關，而幸福既可能與稀缺有關，也可能與稀缺無關。比如，母愛對于嬰兒來說并不稀缺，但這并不能減少嬰兒的幸福（無論他是否感受到）。即使嬰兒生在福中不知福，對幸福也只是不知，而不是不在。財富則不同，當空氣與水不稀缺時，它們就不被視為財富；同時，同等的財富并不能帶來同等的幸福，有時較少的財富帶來較多的幸福，有時較多的財富可能只帶來較少的幸福，甚至不幸福。
3、福利與財富的區(qū)別之三：個性化相關程度不同
福利與財富都與滿足有關，但財富滿足的是人的一般目的，福利滿足的是人的特殊目的。因為，福利是一種相對于目的而言的滿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滿足。如何為個性化定價呢？這個問題如果不修改基本框架，從傳統(tǒng)經濟學角度講很難解決。它涉及高峰體驗（成癮性）的程度、人的回憶效用等等，因人而異，很難用一般等價物尺度直接衡量。
說了半天，這些與新經濟有什么關系呢？
信息化也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手段的信息化，一種是作為目的的信息化。一種增加財富，一種增加幸福。以人為本的新經濟，一定是后者。信息化不光創(chuàng)造財富，更要創(chuàng)造幸福。如果僅僅從前者著眼，就容易出現(xiàn)理性缺位的信息化。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只是關注信息化對于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而忽視其它目標，如需求和就業(yè)方面的目標；如果我們評價信息化的效果時，只看效率提高沒有提高、利潤增加沒有增加，而不看群眾是否滿意……等等，我們就可能陷入為信息化而信息化的誤區(qū)。
需求決定供給
目的是通過需求體現(xiàn)的。因此，從強調人的目的出發(fā)，需求論在西斯蒙第經濟學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西斯蒙第明確反對薩伊定律。消費帶動生產，可以說是社會經濟學的的基本定律。相對于生產，他更關注分配（需求）。
西斯蒙第的理論長期為主流經濟學排斥，甚少知音。約翰.霍布森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如盧茲評價的：“在學術研究中，兩人都否定薩伊定律，并非天真地認為會有足夠的購買力去買回所有的產品，而是從動態(tài)的角度認為過少的消費和過多的投資會造成收入分配不當，因為新的投資意味著消費品的生產能力增強了，而工人的工資并未得到相應的增長，從而就可以以高于成本的價格賣出這些產品，實現(xiàn)贏利。換句話說，財富積累的速度要受到分配不當?shù)南拗啤！被谶@種一致，我們可以把霍布森的理論與西斯蒙第的理論放在一起來談。
如果純就邏輯而言，“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與“需求創(chuàng)造供給”，都只是一面之辭。供給與需求必須實現(xiàn)動態(tài)均衡才對。但薩伊的主張與西斯蒙第的主張，要放在具體的語境中，才能了解其真實含義。薩伊及主流經濟學，強調的側重點在生產手段，認為資本的供給是第一位的；西斯蒙第和霍布森，強調的側重點在生產目的，認為勞動者需求滿足是第一位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供給決定需求”與“需求決定供給”之爭，本質上就成為人的目的與手段之爭。主流經濟學認為西斯蒙第為需求而需求，為了目的而忘記手段；西斯蒙第攻擊主流經濟學為生產而生產，為手段而忘記目的。
怎么來看待這個問題？從新經濟的觀點來看，工業(yè)化本質上是人類的迂回生產階段，作為迂回中介的中間資本品投入，比勞動力更為稀缺和重要。這決定了，人類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幾乎是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不可避免的選擇。因此毫不奇怪，西斯蒙第必然是非主流，而薩伊必然是主流。如果反過來，結果只能是被實踐否定的人民公社“大躍進”。
但歷史是在不斷發(fā)展的，情況也會不斷變化。人類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這本身并不是常態(tài)，人類一定要復歸到常態(tài)。人類拿手段當目的追求，最終目標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人的真正目的。當人類整體判斷，“人類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這種狀態(tài)已到極限，歷史就會發(fā)生“物極必反”式的大回轉。
“新型工業(yè)化”所依據(jù)的，就類似這種“極限”判斷。科技含量不高、經濟效益不好、資源消耗不低、環(huán)境污染不少、人力資源優(yōu)勢得不到充分發(fā)揮，就屬于人類“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的五種具體表現(xiàn)。更宏觀地認識，按傳統(tǒng)工業(yè)化方式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不能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不能統(tǒng)籌區(qū)域發(fā)展、不能統(tǒng)籌經濟社會發(fā)展、不能統(tǒng)籌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不能統(tǒng)籌國內發(fā)展和對外開放。所以，人類才需要新經濟。新經濟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它是從舊經濟的局限中自然而然長出來的。舊經濟五個方面的局限性，就是新經濟滋生的五種土壤。保守的經濟學家應當充分認識到，打倒新經濟的最好辦法，就是保證傳統(tǒng)工業(yè)化能充分實現(xiàn)五種效益，實現(xiàn)五個統(tǒng)籌。但這顯然是做不到的。
在這個大背景下看經濟學基礎理論演進，就會得出書齋中看不到的一種前景：要回到古典，回到西斯蒙第，進行新的綜合。
基礎理論新綜合的根本邏輯在于：五種效益也好，五個統(tǒng)籌也好，指向的都是中間態(tài)手段向終極態(tài)目的的復歸，因此都必然要收束到（具有特定歷史含義的）需求而不是供給。而強調需求也只是表象，強調目的的復歸（所謂“以人為本”），才是問題的實質。
以人為本，需求導向，這才是新經濟的根本動力。反之，把信息化解析為技術應用甚至技術，則文不對題或大題小做。
需求升級
沿著這樣一個方向看去，就會吃驚地發(fā)現(xiàn)，西斯蒙第與霍布森所見，與我們在先進生產力前沿所見，雖然基礎不同，但驚人相似。這也許是歷史的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在起作用。
與斯密學派故意無視李斯特歷史學派的生產力概念遙相對應的，是主流經濟學故意無視需求層次理論。西斯蒙第與霍布森的需求理論，十分類似后來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中的需求層次理論。
按說，市場經濟理論，應當對需求敏感，但象馬斯洛需求升級這種老百姓憑常識就可以接受的理論，在主流經濟學中卻沒有立錐之地。這不是由于智力問題，而是由于利益問題。也就是說，把歷史發(fā)展的觀點注入需求分析，不符合某一利益集團的利益。因為它勢必把人們的視線引向對人的終極目的的思考，在資本稀缺的特定歷史階段，不利于對經濟“手段”的專注，從而不利于以增長為目標的經濟迂回運動。
但在新型工業(yè)化的特定語境下，人類歷史使命不同了，這個案是可以翻的。為了翻案，我們需要“回到古典”，看看否定之否定第一段的“冤情”陳述。
霍布森的基本主張是：有必要產生新的價值標準，站在整個社會的立場上反映“真正的或絕對的價值”?；舨忌堰@種新的最終標準稱為“社會效用”，但也不反對換用其他稱呼，如人類根本需求的滿足，或是自我實現(xiàn)。它屬于“反映社會各方面滿意度和影響的人性的標準”。比如，美國《外交政策》季刊和《亞洲時代周刊》介紹的，日本經濟界正在將GNP標準改為GNC（國民幸?？傊担藴剩褪沁@種標準的一個實例。
霍布森非常精辟地指出：“如果我說這種快樂遠遠大于那種快樂，那我的意思是，快樂之間的差異并不是量的問題而與性質有關。并且，留意一下社會個體，你就會發(fā)現(xiàn)人的欲望和滿意度是一個歷史演進過程。運動的開始僅僅是求得生存，進而要求美味佳肴、美化生活的元素 (如服裝、寬敞體面的住所等等)。換言之，人的基本需求是逐漸攀升的，直到出現(xiàn)美的、智慧的、道德的需要而達到頂峰?！?br>
霍布森的微觀經濟原理描述，甚至用在今天的體驗經濟中，仍然具有指導意義：至于消費的好處，人們應通過詢問以下問題來衡量滿意度，如商品和服務是什么，誰將使用它們以及消費者能在何種程度上更好地利用它們。
以需求為導向，通過市場滿足需求，一切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確切說是升級）的需求，這些是“以人為本”的新經濟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新經濟歸結不到這里，就難以自圓其說。
西斯蒙第的歷史局限在于，他站在小生產立場上，反對工業(yè)化大生產。這是我們所不取的?！耙匀藶楸尽钡男陆洕?，對人的終極目的的關懷，是建立在工業(yè)化生產手段充分發(fā)達前提下的。誰要是真象西斯蒙第那樣，天真地幻想不經過“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的中間階段，一步邁向“以人為本”的天堂，他得到的也許只是一個夢。在信息生產力條件下，西斯蒙第理論僅可以作為否定之否定的借鑒。(文/姜奇平)
